1622年6月23日 (天启二年五月十五日)，耶稣会士布鲁诺（Bruno）、罗雅各和汤若望指挥炮手击退了入侵澳门的英荷联军。
朝中耶稣会士的朋友们如徐光启等人，上奏天启帝力邀传教士进京帮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颓势。
但传教士们反对以此为借口进京，强调自己一方面不谙军事武器知识；另方面，此举亦与信仰不符。
对此，李之藻劝说道：“你们利用这个称号，就像裁缝用针一样，针在缝制衣服的时候是有用的；用过之后，就将它搁置一旁不用了。
当你们得到皇帝的允许，能够留在京城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剑放在一旁，而将笔拾起来。”

徐光启1562-1633

徐1600年进京赶考，途经南京，认识利玛窦。
1603年徐光启用了8天的时间仔细研究了利玛窦结合中国某些儒家思想所写的天主教教义书《天学实义》 ，决定受洗，
三年后更是劝说父亲和全家信主，他也两度到澳门圣保禄神学院进修神学
1604年进士，后来索性搬到利玛窦家隔壁，天天在一起琢磨《几何原本》1607年出版了前6卷。许多几何名词都是他们翻的。
崇祯三年升任礼部尚书(组织部长)，崇祯六年封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李之藻1571-1630

李1598年进士，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后官至光禄寺少卿（副膳长）
李之藻所学很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哲学、宗教无不研究，据杨廷筠记，利公曾说过：“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

李之藻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天主教教义。在与利玛窦的交往 中，李之藻逐渐接受了天主教教义。
利玛窦的第一部汉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再版时，李之藻为这部论著作了序。
李说，关于求得数学和自然规律，则已记在《几何原本》这书内；关于人生的大问题，其答案，则在《天学实义》这本书中可找到。
如果说利玛窦只求讲科技，那就不是利公奔走了九万里来我国苦心追求的目的。

李请皇帝下令礼部，赶快设立一个翻译局，把所有利的书译出，逐渐推广……可见李氏有宏伟的计划，但皇帝看到李的奏疏，只批了“知道了”，没有下文，

因为有妾的缘故，他迟迟没有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是不准纳妾的。
1610年2月，李之藻在北京忽然得了一场重病，病情之重让他觉得自己活 不了多久了，于是提笔写下遗书。
在前去探病的利玛窦竭力劝导下，李之藻受了洗礼，

杨廷筠1562-1627

1592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中纪委），顺天府府丞（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早年，出儒入佛，又是杭州著名居士。
他曾在北京与利玛窦交往，但没有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随耶稣会士研习天文历算（学几何，没学懂）辞官回杭州后，与在江南的传教士郭居静、金尼阁和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等往来。
1611年，在参加了李之藻父亲的西式葬礼后，决定改信天主教。 但他也有小妾，传教士拒绝给他施洗，
李之藻劝杨廷筠放弃带妾入教的奢望。杨廷筠听从了李之藻的劝导，将妾妥善安置别处。
郭居静和金尼阁见杨廷筠信天主教是诚心诚意的，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钦天监，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推广天文学，制作仪器。
1631年（崇祯四年），徐光启和下属首次用望远镜观看了日食。
汤若望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并绘制了大幅星图的工作。

1634年12月（崇祯七年十一月）,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钦天监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
1639年1月6日（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崇祯皇帝对汤若望等人的治历工作十分赞赏，亲赐北京南堂耶稣会所御匾一方，上面亲书“钦褒天学”四个大字。

1642年（崇祯十五年），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但他“竭力寻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谅他不能从命。他坚持说，为战争制造武器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
而且在造炮方面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
但就凭着这“一点点书本知识”，他居然能在两年中铸造出铜炮20门。

后来大清帝国建立，多尔衮下令3天内北京城的非满人都必须搬出，否则杀无赦。而汤若望冒死写信给多尔衮，提到历法编制的重要性，
由于自己身边诸多的资料不能及时搬出北京城。多尔衮很欣赏这位传教士，破例让他待在北京城，并请他继续编写历法。

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汤若望预测将有日食发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各省直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等具体情形。
八月初一日，日食发生。钦天监官方使用旧历法的测验均有偏差，“大统历错一半（半小时），回回历差一时”；但汤若望的测试结果“时刻分秒，毫厘不爽”。

1645年《崇祯历书》改名《时宪历》颁布，今天的农历是根据《时宪历》修订的万年历。

由于他精通医术，治好了孝庄皇后的病，所以他和孝庄、顺治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当时顺治很小，多尔衮的野心不断膨胀，汤若望还安慰顺治说：多尔衮太过霸道，上天会惩罚他的。
结果1650年（顺治七年）多尔衮从马上落下摔伤，于是人们一直坚信这个德国人有知晓未来的能力。

少年顺治帝福临有极强的求知欲，屡屡召汤若望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君臣之间的关系。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
在他们关系最亲密的1656年和1657年，福临常常驾临他的府中，和他交谈到深夜

汤若望在北京宜武门内建立了一座欧式风格的雄伟教堂，顺治十四年（1657），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教堂里。
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
事实上，汤若望也经常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向皇帝宣讲基督教义，顺治皇帝也阅读了有关书籍。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人数达上万人。

1658年，汤若望官至正一品。

但自1657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试图使清帝信仰基督宗教的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1661年顺治染上了天花，可是顺治一直对传位给哪位皇子犹豫不决，他临终前请汤若望给他建议。
汤若望是当时唯一一个能知道天花的破坏性影响的人，
于是他从大清帝国的长远考虑，建议一定立一个曾经出过天花的皇子当皇上，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康熙——玄烨。

2月5日驾崩于养心殿，享年二十三岁。当夜，顺治帝的遗诏颁示天下，特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康熙的辅政大臣。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
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沙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旧属，为其它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才得以擅权，扶植亲信，打击异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康熙六年（1667年）大臣索尼死后，苏克萨哈便上疏请求解除“第一辅政大臣”的职务，愿往遵化守护顺治帝陵寝。
这个举动别有意味，那就是既然苏克萨哈已经卸任，鳌拜就无理由再继续出任辅政大臣，必须让康熙帝亲政。
鳌拜最后诬陷苏克萨哈“背负先帝”、“别怀异心”[，逼康熙将苏克萨哈处死。康熙帝不同意，认为“核议未当，不许所请”，
鳌拜竟要胁康熙帝执行，最后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历法案
官生杨光先看准鳌拜不喜欢宣教士，发难对汤若望等西方宣教士进行全面攻击，
指责《时宪历》敢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以尊西洋；
另外，汤若望将大清历书只编至二百年，意思是要大清王朝短命而亡。
杨光先攻击宣教士图谋颠覆清朝，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窥探朝廷机密，屯兵澳门，接渡海上往来。因此要求将汤若望等正法。
结果杨光先胜诉，将汤若望判处凌迟，其他人分别斩首发配。
恰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康熙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出面干预，宣教士们幸免于难，
但支持新历的5名中国官员(均为天主教徒)仍被处决，一些信教官员被革职。
1666年汤若望去世。

1668年，14岁的康熙帝与鳌拜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钦天监正杨光先的错误已闹得满城风雨，而鳌拜仍极力回护。
康熙召集杨光先、南怀仁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命大学士和他们一起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3天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杨光先等都有误差。
康熙命南怀仁审查杨光先所订历书，结果错误百出。
西洋历法以实际测算的准确性取得胜利，杨光先被革职，他还喋喋不休地抗辩， 被康熙斥骂了一顿，逐回原籍，中途病死。
1669年康熙亲政，为汤若望平反，亲撰祭文并率领文武百官参加汤若望的葬礼。历法之争最后告终，南怀仁接任钦天监正，此后，许多宣教士在他的推荐下来到北京，在清廷供职。
1693年，康熙患疟疾，太医久治不愈，宣教士张诚送上南洋带来的奎宁，一服而愈。为表谢意，康熙赐地建堂，名"救世主堂"。宣教工作在康熙朝前40年，取得较大进展。

康熙耶稣诗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警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礼仪之争：一是士人祀孔；二是家人祭祖；三是“译名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正式爆发首先是在福建。由于主持当地教会的耶稣会士艾儒略全面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被当地教内外绅民誉为“西来孔子”。他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十分开明的做法，包括允许教徒们进祠堂、入孔庙。
1633年，方济各会士李安堂到达福建宣教，他对耶稣会神父们居然容忍教民奉行异端大感震惊，便联合多明我会反对耶稣会的做法。
教廷的态度摇摆不定
1693年，在福建的阎当主教发出命令，要求在他的教区内严禁中国礼仪，且要摘去各地教堂中仿制的康熙帝赐 给汤若望的“敬天”大匾。阎当还发动了欧洲的神学家来支持他。
1700年，经过30次讨论，巴黎大学神学院定中国礼仪为异端。
1704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主持全面讨论了阎当提出来的非议，结果断然决定禁止中国礼仪。
1705年12月，教皇特使铎罗主教抵达北京，携带着已经成型的对中国礼仪之争的裁判方案，只是不知如何向康熙摊牌，一拖再拖有半年之久。康熙请他转告教皇：中国人不能改变祖传的礼仪；中国礼仪并不违背天主教教理。铎罗只好请来福建主教阎当与康熙讨论。

康熙：懂得中国书吗？
阎当：一点点。
康熙：铎罗说你精通我们的经书，所以朕召你前来。读过儒家四书吗？
阎当：读过
康熙：记得吗？
阎当：不记得。
康熙：只读不背啊？
阎当：泰西以为背书没用。康熙：那朕说你引不出两句四书语，对吧？既不会说话，可认得字？

康熙指御座后面大匾上的四个字，问是何义。阎当只认识一个字。随后，康熙又问为何要在教堂里摘掉“敬天”大匾。

康熙：何不说说你不赞成，还要禁行的坏东西，就是那些敬天、祀孔、祭祖的事。你为何要禁用“敬天”两个字啊？阎当：“天”的含义不是天主。
康熙：你好不奇怪！朕不是已说了，“天”比“天主”和“天地万物之主”好得多吗？“天”含着“天主”和“天地万物之主”的意思。你说，为什么百姓要呼我“万岁”？
阎当：百姓愿皇帝万寿无疆。康熙：好的，你记得：汉字的真义不能总是抠着字面看。次日，康熙朱批道：”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第三天又批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1706年8月，铎多离开北京，到达南京时，传来了康熙在北京驱逐阎当的消息。
1707年1月，他给全国宣教士写信，发出“南京命令”。

在两个世纪后的1939年，圣座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12月8日颁布了一项谕令，同意教徒进行祭祖仪式和祭孔仪式。后来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上正式认可祭祖祭孔，成为教义的一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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